《风能》“海风列国志”系列专栏| “童话王国”的海上风电新篇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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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风能》“海风列国志”栏目
——开栏的话风从海上来,弄潮正当时。近些年来,在各国政府的大力扶持下,全球海上风电开发呈现加速之势。全球风能理事会(GWEC)的数据显示,2013—2019 年,全球海上风电新增装机容量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24%,截至2019 年年底的累计装机容量为2910 万千瓦,海上风电正成为推动全球能源转型、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抓手。预计未来10 年,全球海上风电将合计新增装机2.05 亿千瓦,亚太地区更是主要的增长引擎,中国有望跃居全球最大的海上风电市场。然而,就当下而言,中国海上风电规模化发展时日尚短,在体制机制建设、产业链培育等方面尚存不足。要确保下一阶段海上风电实现更快、更高质量发展,支撑中国早日走向“零碳社会”,就必须尽快夯实产业之基。他山之石,可以攻玉。围绕加快海上风电发展,中国有必要向起步较早的欧洲学习借鉴其积累的丰富经验。
为此,本刊自2021 年1 月刊起特别推出“海风列国志”系列专栏文章,由在挪威能源与海洋工程领域有着十多年从业经验的顾晓明博士,撰文介绍欧洲海上风电发展情况,深入剖析各国为驱动海上风电发展所进行的机制设计,期待能够为我国构建完善的海上风电支持性政策体系、提升产业发展质量带来启迪。
“童话王国”的海上风电新篇章
负电费
2019 年12 月的第一个周末,名为“Atiya”的风暴在北大西洋海域肆虐,丹麦沿海的无数风电机组处于满载甚至超载运转状态,生产出大量的富余电力。如果不能即时消纳,将对电网产生冲击,进而造成严重的电网超载事故。
当时,很多丹麦家庭收到电力公司的通知,请求他们将洗碗机、洗衣机和其他大功率电器定时到凌晨工作,电力公司会向用户支付费用,也就是说电费为负值。
据北欧电力交易市场Nord Pool的消息,2019 年12 月9 日周一凌晨2时至3 时,丹麦日德兰半岛的居民电价达到―0.163 丹麦克朗/ 千瓦时(约合人民币―0.174 元/ 千瓦时)的最低值。整个2019 年,由于大风天气导致的电力过剩,丹麦东部和西部两个电价地区分别出现51 个小时和40 个小时的负电价时段。
造成上述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,风电的大规模开发。2019 年,丹麦46.9% 的电力来自风电,其中40% 来自海上风电。
沃旭能源
欧洲北海地区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。虽然份额没有挪威和英国多,但丹麦海域的油田每年也为该国创造出数百亿丹麦克朗的产值,在年度GDP中的占比一度超过2%。
为了开发和管理这个产业,丹麦政府于1973 年成立了丹麦天然气公司,不久后改名为丹麦石油和天然气公司(Danish Oil andNatural Gas), 即DONG 公司。然而,DONG 公司志存高远,开采北海油气资源没多久,就开始琢磨涉足电力领域。在对丹麦发电和输电行业进行大规模并购之后,DONG 公司于2006 年改名为DONG Energy,正式从一家上游油气公司转变为泛能源企业。
应该说,丹麦人的眼光还真是长远且精准。
当年,在DONG 公司收购的电力资产中, 就有1991 年建成运营、丹麦乃至世界上的第一座海上风电场⸺Vindeby。用今日的标准来看,Vindeby 项目的规模实在很小,所用风电机组的单机容量只有450kW,11台风电机组的总功率还不到如今最先进机组单机容量的一半。Vindeby 项目采用的风电机组来自丹麦的BonusEnergy 公司,它后来被西门子公司收购,成为西门子风电部门(如今的西门子歌美飒)的基石。
在1991 年,海上风电还是一个新事物,建设和运营成本远高于陆上风电。即便Vindeby 项目的水深只有4 米,距离丹麦海岸线仅为2 千米,当时风电行业的大部分人仍觉得开发这个项目太不切实际了。但Vindeby作为一个示范项目运营得相当成功,不仅为2200 户家庭提供了所需的电力,建成投产后的运营成本也持续下降。虽然很长一段时期内,Vindeby项目一直处于亏损中,但它所提供的建设和运营数据显示,海上风电大有可为。
1995 年,丹麦的第二座海上风电场⸺Tunø Knob 建成运营,规模比Vindeby 项目略大,安装了10 台单机容量为500kW 的风电机组,最大水深为7 米,距离丹麦海岸线为6 千米,可以满足2800 户家庭的电力需求。值得一提的是,在Tunø Knob 项目中,丹麦风电设备制造巨头Vestas 第一次向海上风电项目供应风电机组。从这里也能看出丹麦风电设备制造业的强大,世界第一大与第三大风电机组制造商都根植于丹麦。
1998 年,丹麦政府宣布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:开发5 座海上风电场,总装机容量将达到75 万千瓦,是Vindeby 项目的150 倍。2012 年,这个目标被扩大到150 万千瓦。到2020年, 丹麦海上风电规模已达到170万千瓦。
DONG Energy 公司在丹麦海上风电产业发展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,在170 万千瓦总装机中占据60% 的份额。仅是2013 年建成运营的Anholt 项目,装机容量就达到40万千瓦。
2017 年,DONG Energy 公司宣布以10.5 亿美元(约合人民币68.6亿元)的价格出售全部油气资产,并改名为Ørsted(中文名:沃旭能源),全力投入新能源领域,主要方向是海上风电。
如今的沃旭能源已是全球第一大海上风电运营商,拥有近700 万千瓦的海上风电装机容量,并签署了超过800 万千瓦的海上风电场建设合同。“沃旭”这个名字来自19 世纪的丹麦物理学家和化学家Hans Ørsted(汉斯· 奥斯特)。Hans Ørsted 首先发现了通电导线中的电流对磁针的作用力,并首次分离出铝元素,他还是“思想实验”概念的提出者。
传统与战略
丹麦有着超过120 年利用风力发电的历史。早在1891 年,丹麦政府就资助了第一台风电机组的研制。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,风电已经在丹麦电力产量中占3%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,丹麦工程师开始运用空气动力学设计、优化风电机组叶片,最先进的风电机组单机功率达到200kW。
20 世纪60 年代,由于当时的油价很低,丹麦选择了燃油发电。1973年,丹麦是经合组织(OECD)中最依赖石油进口的国家,超过90% 的能源供应来自进口石油。
过高的成本导致丹麦风电行业的发展一度停滞。然而,1973 年的石油危机让丹麦政界和社会认识到,石油以外的能源供应必须被提到议事日程上。经过对核电长达10 年之久的讨论,丹麦于1985 年决定放弃核电。
最终,丹麦还是选择了发展风电这条道路。而狭小的国土面积,迫使丹麦人在把“风车插满”空地之后,又将目光投向风大、水浅的沿海,包括北海和波罗的海。
丹麦海上风电过去30 年的发展,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的可再生能源战略和决心。在4 年举行一次大选的情况下,丹麦过往几届政府开发海上风电的决心一直没有动摇。
当然,发展可再生能源不仅仅是决心和口号,更需要掏出真金白银。1977 年,丹麦政府开始向电力和燃油用户征收能源税,随后多次提高税率,并进一步把征税对象扩大到煤炭和天然气用户。相关收入被用于支持可再生能源的研发。
1976 年以来,丹麦政府向风电项目提供了相当于其建设成本30% 的现金补助。该政策延续到1992 年,被新的上网固定电价(Feed-In Tariff,FIT)政策取代。后者向民间资本提供了一个稳定且可观的回报,为风电行业的高速发展吸引了大量资金。但另一方面,由于上网电价固定,并且优先并网,丹麦风电企业为了利润,会尽量多发电,对市场需求的波动和价格信号无动于衷,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能源市场资源的低效配置。
1992 年,丹麦政府出台一系列法规,对风电机组和并网技术要求以及电价确定等一系列问题做出规定。后来的经验表明,在初期解决这些问题,对风电行业的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。这段时期,丹麦的陆上风电处于高速发展之中,海上风电则刚刚起步。
1999 年,丹麦政府再度对风电补贴政策进行改革,不再由政府财政预算支出,而是通过上调居民电费筹措。
这里提一句,对于推动风电产业走向繁荣,丹麦老百姓功不可没。统计数据显示,在欧盟国家中,丹麦居民支付的电价仅次于德国,2019 年达到0.3 欧元/ 千瓦时(约合人民币2.3元/ 千瓦时)的水平。相比之下,水力资源充沛的邻国挪威,居民电价不到0.2 欧元/ 千瓦时。丹麦人民不仅愿意支付高昂电费,很多人更是自发成立风电合作社,持有大量风电机组的产权,自发自用,真正做到了全民风电。
2004―2008 年, 由于补贴政策的退坡,丹麦风电行业的发展再次放缓,4 年间新增装机容量仅为12.9万千瓦。
到2008年,丹麦政府继续改革风电补贴政策,上网固定电价被溢价补贴取代,海上风电项目仍可享受前5 万个小时全功率运转时间的固定电价。从丹麦海上风电项目运营的经验来看,5 万个小时全功率运转时间相当于运行12~15 年,接近典型海上风电场设计寿命的一半左右。这一优惠政策再度促进了丹麦海上风电的高速发展。
2011 年,丹麦政府宣布到2050年使能源供应100% 来自可再生能源的目标。相应地,2050 年丹麦的碳排放水平将降至1990 年水平的25%(最新目标:2050年实现气候中和。)而海上风电,是实现这个宏大目标的关键一环。 CWE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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